2017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和非营利组织癌症研究之友在其联合声明中指出，试验入选标准应力求包容性，以使试验人群更具代表性，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发现的普适性。此外，这将使得更多患者能够参与并加速研究进行，从而加快新疗法的面世。 Harvey等人使用2011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获得的现实数据进行了回顾性研究，以证明扩大标准与传统标准对晚期NSCLC患者资格的影响。基于ASCO CancerLinQ Discovery（CLQD）去识别的电子健康记录，鉴别出在诊断为晚期NSCLC后接受治疗的患者。

对于复发性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仅可获得有限的治疗选择。拓扑替康（topotecan）是唯一经FDA批准的，用于在二线条件下对铂敏感性疾病的治疗。然而，其仅引起中等的临床获益，但同时导致显著的血液学毒性。 一种新型方法可能源起于下调致癌转录因子的抑制。已发现SCLC是转录成瘾肿瘤。Rudin等人描述了由四种关键转录调节因子的差异表达定义的四种分子SCLC亚型。Lurbinectedin是一种致癌转录的选择性抑制剂，通过与DNA结合起作用。

据报道，3 %至4 %的NSCLC患者具有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METex14)。这些突变意味着不良的预后，以及对包括免疫疗法在内的标准治疗的应答较差。此外，具有MET异常的患者通常年龄较大，这意味着需要耐受性更好的策略。Capmatinib已被开发作为高选择性的有效MET抑制剂，针对携带MET活化的临床前癌症模型具有体外和体内活性。

基于血液的诊断可用于肺癌诊断领域，也可用于评价预测性分子改变。如今，根据肺癌患者DNA中的单个畸变将患者划分为许多小型的亚组。借助现代技术，我们不仅可以诊断组织中的这些改变，还可以诊断患者血液中的这些改变。非常有趣的是可以看到，基于血液的检测的诊断准确性正在提高，可高达80 %甚至90 %。这些测试可用于初始诊断和靶向药物的选择，包括免疫疗法，并且还可能用于治疗监测。

KEYNOTE-001是证明PD-1抑制剂派姆单抗在初治或先前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中的活性的首项试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项多队列IB期研究中，派姆单抗随着PD-L1肿瘤比例评分（TPS）的增加而显示更高的活性。在2012年5月至2014年7月间，共有550名晚期NSCLC患者参与了4个非随机队列和2个随机队列。其中101人是初治的，449人接受过治疗。Garon等人在2019年ASCO大会上报告了KEYNOTE-001的5年疗效和安全性结果。

尽管EGFR TKI治疗通常对EGFR突变肺癌患者有效，但耐药性在治疗开始后8到12个月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导致治疗失败。因此，对延长EGFR靶向疗法活性的选项存在未满足的需求。VEGF和EGFR信号传导途径的双重阻断代表这方面的一种潜在方法。 全球性随机化安慰剂对照的III期RELAY试验在IV期EGFR突变阳性（即，外显子19缺失、外显子21 L858R突变）NSCLC患者中测试了第一代EGFR TKI厄洛替尼（erlotinib）与抗VEGFR-2抗体雷莫芦单抗的组合作为一线策略。

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需要有效的治疗选择，因为超过半数的I期至III期疾病患者经历复发。Chen等人在他们的动物模型中证明，肿瘤PD-L1上调对转移的扩散和存活至关重要。基于这些考虑，一些临床试验正在研究免疫疗法在新辅助条件下的潜在获益。 随机化II期NEOSTAR试验包括44名患有I期至IIIA期NSCLC的手术候选者[3]。将他们随机分配为在第1天、第15天和第29天接受3个剂量的3mg/kg纳武单抗（nivolumab），或者接受相同的纳武单抗方案并在第1天添加1 mg/kg易普利姆玛（ipilimumab）。

亲爱的同事们, 肺癌仍然是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也是世界各地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考虑到预期寿命的普遍延长和癌症发病率随年龄的增加，如今这一情况尤其需要老年患者的注意。肺癌患者确诊的中位年龄在美国为70岁，在欧洲为65至70岁。鉴于正在经受测试或已经在临床实践中确立的众多治疗选择，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当今的老年人群而言不会缺少治疗手段。同时，进一步提高治疗耐受性和个性化的必要性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