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初以来，并行的化疗和胸部放疗（TRT）一直是局限期小细胞肺癌（SCLC）的标准治疗方法，最常用的推荐方案是每日两次TRT，剂量为45 Gy。 但是，放化疗后仅可以治愈不到三分之一的患者。在高达50%的患者中，会发生与较低的生存率有关的局部失败。Hallqvist等人表明，每天两次60 Gy高剂量的TRT是可行且安全的。

曲妥珠单抗deruxtecan（T-DXd）是一种含有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依喜替康（exatecan）衍生物连接的人源化抗HER2单克隆抗体的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 开放标签、多中心、II期DESTINYLung01研究在表达HER2（队列1；n = 42）或携带HER2激活突变（队列2；n = 42）的复发性或难治性晚期NSCLC患者中测试了6.4 mg/kg每3周一次的T-DXd。在ASCO大会上，Smit等人报告了队列2的中期结果。

建立全球联盟TERAVOLT的目的是确定将患上COVID-19的胸部恶性肿瘤患者置于住院和死亡风险中的因素，以便阐明这些患者的临床病程并确定可能影响生存的治疗策略。 正在将诊断为COVID-19的胸部癌症患者（即根据RT-PCR技术确诊感染的病例和疑似COVID-19病例）输入数据库。后者由临床标准（已知暴露于确诊COVID-19者并且有发烧> 37.5°C、咳嗽、腹泻等症状）或符合冠状病毒性肺炎和症状的肺部影像学特征确定。

口服三联血管激酶抑制剂尼达尼布（nintedanib）已在欧盟和其他国家批准与多西他赛联用，用于治疗一线化疗后的晚期肺腺癌。它通过靶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受体1-3、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受体α/β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受体1-3，以及RET来发挥作用。  鉴于晚期NSCLC中治疗环境的变化，在以前接受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的患者中，尼达尼布加多西他赛的活性是特别令人关注的。该疗法在进展后的最佳顺序尚未阐明，但潜在的肿瘤生物学可能有助于指导治疗的选择。

约30%的NSCLC患者在诊断时表现出可切除的疾病。手术是早期NSCLC的主要治疗方法。 切除后，对于II/IIIA期肺癌患者和IB期疾病的选定患者，会建议采用基于顺铂的辅助化疗。然而，手术和辅助化疗后疾病复发率或死亡率仍然很高，从IB期的45%至III期的76%。显然，对改善临床结果的有效新疗法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寡转移性疾病通常由一至五个转移病灶定义。由于进展最经常发生在原发病部位，因此推测积极的局部治疗可能会阻止进一步的传播。 基于这一理论，在中国进行的开放标签、随机、Ⅲ期SINDAS试验探索了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BRT）和EGFR TKI疗法在寡转移、EGFR突变的NSCLC患者中的并行使用。患者在任何一个器官的转移病灶不超过两个，总共最多五个转移病灶。在实验组（n = 68）中，SBRT以25至40 Gy的剂量分5部分施用，而对照组（n = 65）的患者仅接受TKI治疗（即，吉非替尼（gefitinib）、厄洛替尼（erlotinib）、埃克替尼（icotinib））。

在随机、III期CheckMate 227研究中，无论肿瘤PD-L1表达情况如何，一线纳武单抗（nivolumab）加伊匹单抗（ipilimumab）（NI）与化疗相比显著延长晚期NSCLC患者的OS。在ASCO大会上，Ramalingam等人提供了试验第1部分更新的3年疗效和安全性结果。  第1部分由第1a部分和第1b部分组成，第1a部分比较了NI（n = 396）与化疗（n = 397）和纳武单抗单药治疗（n = 396），而第1b部分评估了NI（n = 187）与化疗（n = 186）和纳武单抗加化疗（n = 177）。第1a部分的患者显示PD-L1表达≥ 1%，而第1b部分的患者的PD-L1检测为阴性（

间充质-上皮转化（MET）基因外显子14的致癌改变发生在3%至4%的肺腺癌患者和2%的鳞状细胞肺癌患者中。  MET外显子14（METex14）的突变往往与MET扩增并存。正在开发多种药剂来治疗具有这些改变的肺癌患者。高度选择性的口服MET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卡马替尼（capmatinib）和特泊替尼（tepotinib）已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尽管COVID-19大流行阻止了今年世界上最大的癌症会议的现场参加，但专家们对各自专业领域的进展的浓厚兴趣仍未改变。 约40,000名肿瘤学专业人士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虚拟ASCO科学会议，该会议于5月29日星期五至5月31日星期日在线举行。程序包含近5,300份摘要和100多场根据需要的广播会议，其中包括2,300多个口头和海报展示、开幕和全体会议、针对癌症的重点会议以及临床癌症座谈会。 截至6月4日，其内容已被浏览超过25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