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周彩存，医学博士 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肿瘤科主任 亲爱的同事们， 在全球对抗癌症的斗争中，覆盖世界多个地区进行临床试验已成为习惯作法，其最终目的在于以科学上尽可能快的效率为世界各地的患者提供优异的医药产品。从当地患者中获得安全性和疗效数据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监管要求。作为非政府组织，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为国内外肿瘤学研究专业人士提供科学交流平台。9月26日至30日在厦门举行的第20届会议的主题为“传承创新，携手同行”。本次会议秉承CSCO的原则，为临床肿瘤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巨大机遇，并重点关注中国患者。在亚洲进行的临床试验不仅对诸如EGFR或ALK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等靶向疗法以及免疫疗法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还极大地促进了细胞毒性药物的使用。尤其是在肺癌领域，东亚在过去这些年中已发展成为癌症研究的重要据点。从胸部肿瘤学的角度来看，去年CSCO会议的目的旨在介绍中国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指南，并鼓励该领域取得临床研究创新。 来自国际性肿瘤学试验的大量临床数据导致了信息泛滥，并且令从事个性化医疗和生物标志物研究的肿

中国NSCLC治疗指南：进展与争议 肺癌（LC）是全球肿瘤死亡的首要诱因。每年有180万人被​​诊断出患有LC，并且每年死亡人数达160万。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最常见的LC类型，其占LC病例的85%。鳞状细胞癌（SqCC）、腺癌（AC）和大细胞癌是NSCLC亚型。NSCLC的5年生存率仅为15%左右，并且目前近70%的NSCLC患者在诊断时已处于晚期[1]。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LC指南以循证医学和精准医学为基础。但同时也应当考虑卫生资源的可获得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而实施LC治疗指南应当考虑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可获得性以及癌症治疗的意义。因此，对于每个临床问题，中国指南均给出了癌症治疗的标准建议作为基本策略，并且针对具有药物可获得性低的地区制定了节约成本的治疗策略作为可选策略。2017年9月26日至30日在厦门举行的CSCO 2017年会旨在介绍这些NSCLC治疗指南并讨论这些建议所带来的主要争议。 IA-IB期NSCLC指南的争议所在：采用立体定向消融放疗还是亚肺叶切除术？ 对于适合手术的IA-IB期NSCLC患者，2017 CSC

EGFR突变NSCLC的诊断：从指南到现实 在过去十年中，对驱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肿瘤发生、维持和进展的关键分子和细胞机制的日益了解促进了各种新药物靶点的发现和新治疗策略的开发。晚期NSCLC患者的标准疗法（SOC）正在从基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经验性选择疗法转向根据患者肿瘤的分子图谱使用生物标志物驱动的治疗。亚洲患者中最常见的突变是EGFR突变，其出现在60.5%的肺腺癌（AC）患者中。因此，有效准确地检测EGFR突变对于后续疗法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亚洲NSCLC患者而言十分重要。在CSCO 2017年会上，关于EGFR突变NSCLC诊断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选择合适的EGFR突变检测方法。另一得到激烈讨论的主题是第三代EGFR TKI耐药机制方面的最新进展。 对症下药——ARMS、IHC、NGS、组织活检还是液体活检？ LC的分子分型对于选择合适的治疗策略必不可少。精准肿瘤学是目前用于管理众多晚期NSCLC患者的循证SOC。在携带EGFR异常情况的晚期/转移性肺AC患者中，相比使用传统细胞毒性药物，应用由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阿法替尼等口服TKI组成的姑息性靶向疗法始终有助

治疗鳞状细胞癌的不同疗法 鳞状细胞癌（SqCC）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组织病理学亚型之一，并且占到NSCLC患者中的20%至30% [1]。遗憾的是，很少有研究探索SqCC患者的治疗选择，并且SqCC治疗进展滞后于其他NSCLC组织病理学和/或分子亚型[2]。在CSCO 2017年会上，与SqCC相关的主要信息表明，免疫疗法和靶向疗法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此外，还报道了阿法替尼用于治疗SqCC患者的最新进展。 免疫疗法——可观的前景还是残酷的现实？ CheckMate 017试验对纳武单抗（nivolumab）和多西他赛作为SqCC患者的二线治疗进行了比较，其中纳武单抗与多西他赛相比显示出改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3.6与2.8个月；死亡或疾病进展的风险比[HR]，0.62； 95%置信区间[CI]，0.47-0.81；p= 0.00004）和总生存期（OS；9.2与6.0个月；HR，0.59；95% CI，0.44-0.79；p = 0.00025）[3]。OAK试验对atezolizumab和多西他赛作为SqCC患者的二线或三线治疗进行了比较，其中atezoli

用于治疗EGFR突变肺癌的最佳策略 EGFR TKI的出现改变了EGFR突变NSCLC患者的治疗标准。IPASS是在中国EGFR突变NSCLC患者中对第一代EGFR TKI吉非替尼与铂类化疗进行比较的首个开放随机化研究。结果显示，吉非替尼组的无病生存期（DFS）显著高于化疗组。因此，IPASS为在晚期EGFR突变NSCLC患者中使用第一代EGFR TKI奠定了基础[1]。 在2017年CSCO年会上，EGFR靶向治疗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三个主题。第一，用于晚期EGFR突变NSCLC患者的一线、二线和三线标准治疗策略以及可选治疗策略；第二，靶向疗法和放疗联合用于EGFR突变NSCLC患者；第三，关注中国NSCLC患者EGFR靶向治疗研究的相关最新数据和新颖见解。 EGFR突变阳性肺癌治疗的最佳策略：一线治疗 在CSCO最近发表的肺癌（LC）治疗指南中，第一代EGFR TKI（厄洛替尼或吉非替尼）和第二代EGFR TKI阿法替尼被推荐为晚期EGFR突变NSCLC患者的标准一线治疗[2]。 根据2017年CSCO指南，在中国，阿法替尼改变了针对IV期EGFR突变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

ALK突变阳性NSCLC患者治疗新见解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是一种融合致癌基因，且NSCLC患者中ALK突变的发生率在不同种族间类似。在2017年CSCO年会上，治疗ALK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主要进展与针对一线和二线治疗的新建议，以及对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产生耐药前后管理患者的最佳策略有关。会议还报道了伴随EGFR-ALK突变患者的管理策略。 ALK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 CSCO推荐使用克唑替尼（crizotinib）作为ALK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然而，最近发表的J-ALEX和ALEX研究对艾乐替尼（alectinib）与克唑替尼作为这些患者的一线治疗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与克唑替尼相比，艾乐替尼获得改善的无进展生存期 [1]。因此，NCCN的NSCLC指南推荐使用艾乐替尼作为ALK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2]。 基于J-ALEX和ALEX试验的结果，中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主任王洁教授指出，虽然艾乐替尼已被证实比克唑替尼更加有效，但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关于其他ALK抑制剂的III期研究（即使用布加替尼（brigat

免疫疗法临床应答的确定 在过去13年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种新治疗方法（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的出现推翻了之前医生和患者对NSCLC治疗标准的看法。然而，并非所有NSCLC的驱动致癌基因均得到了鉴别。仍有大量具有未知驱动致癌基因突变的患者无法从目前可用的靶向疗法中获益。此外，对这些靶向疗法的获得性耐药无一例外会发生。 免疫疗法的开发基于免疫系统的三大重要特征：特异性、适应性和记忆性。免疫疗法的概念以通过调节免疫微环境或破坏免疫耐受来消除癌细胞为基础，这与其他常规治疗概念不同。免疫疗法已被用于治疗各种癌症，并且已表现出可显著延长实体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率（OS）。在2017年CSCO年会上，NSCLC免疫疗法的主题主要集中于：1、一线和二线免疫疗法；2、确定免疫疗法应答；3、选择合适的生物标志物；以及4、使用免疫疗法的持续时间。 晚期NSCLC的免疫疗法现状：一线和二线治疗 CheckMate 017和CheckMate 057试验对纳武单抗免疫疗法和多西他赛作为一线化疗失败的晚期NSCLC患者的二线治疗进行了比较。在这些研究

靶向疗法联合放疗用于治疗脑转移 肺腺癌常常转移到脑部，且脑转移患者的预后较差。在相当一部分原发性肺腺癌和脑转移患者，特别是亚洲患者中发生EGFR基因突变。据2017年CSCO年会上的报告，这些脑转移患者中EGFR突变的发生率在中国台湾约为44%，在日本约为63%，远高于美国或欧洲（0%-2%）[1]。在2017年CSCO年会上，这些脑转移治疗的主要进展集中于驱动致癌基因阳性靶向治疗（伴有或不伴有放疗）的功效，以及放疗与EGFR/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在驱动致癌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的最佳用药顺序。 驱动致癌基因阳性NSCLC中脑转移的靶向治疗 第一代EGFR/ALK TKI在伴有脑转移的驱动致癌基因阳性NSCLC患者中显示出改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Kim JE等人[2]进行了一项纳入伴有无症状脑转移的EGFR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研究。患者接受每日一次的吉非替尼（250mg）或厄洛替尼（150mg）作为一线治疗。结果显示，在23名患者中，16名达到部分缓解（PR），3名达到稳定疾病（SD），4名疾病进展。中位PFS和总生存期（OS）分别为7.